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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贻伟是健力宝罪人 为什么说李贻伟害死了健力宝

 

【为什么说李贻伟害死了健力宝 李贻伟是健力宝罪人】 1984年,时任广东三水酒厂厂长的李经纬,经亲戚介绍,结识了广东省体育科研所的欧阳孝教授。两者一拍即合,开始合作并成功研制出一种运动饮料(健力宝),它具有在运动后迅速恢复体能的作用。李经纬迅速地将其投放市场,并且在这一年夏天,冒险一搏,用健力宝赞助参加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队,成为12支国家队的专用饮料。当时的三水酒厂年利润不足5万元,而赞助产品价值就达25万元。没想到,这25万的赞助费成了李经纬种下的金币。随着中国队在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健力宝也在极短时间内声名远扬,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的产值比上一年增加50倍,达到5000万元。

到1987年,李经纬利用第六届全运会在广东召开的东风,再次把健力宝的年产值提高到13亿元,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本土企业发展的一个奇迹。1996年,健力宝的发展达到了自己的顶峰,当年销售饮料70万吨,比百事可乐50万吨的年销售量还多出20万吨。短短几年时间,健力宝成了中国饮料业的巨人,一面民族品牌的旗帜。与此同时,李经纬本人也达到了人生的最辉煌阶段,荣获五一劳动奖章,成为全国人大代表。鼎盛时期的健力宝,曾经占整个三水市(现已改为佛山市三水区)工业总产值的45%,此时双方的关系“如胶似漆”。

在健力宝辉煌的光环中,一道阴影开始袭来。像所有通过经营者个人才能获得成功的国企一样,健力宝的机制成为制约健力宝继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从健力宝的成长过程看,李经纬已经和健力宝同为一体,没有李经纬就没有健力宝。但从产权关系看,健力宝是三水市证府的下属企业。健力宝在李经纬的带领下,每年向当地证府上交大量利税,这些成就养育了李经纬在三水的傲气,让李经纬在三水的权力架构中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论级别,李经纬仅仅是一个科级干部;论贡献,他经营的企业利税占据了证府财证收入的半壁江山。如何处理好这层身份上的落差,是李经纬面临的最大难题。从后来李经纬与三水证府方面的对立态度看,李经纬显然没有如意。在与三水证府的博弈中,李经纬终究处于下风。

健力宝本来有机会成为国内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1993年,健力宝被列入广东省第一批上市公司名单,但到最后,健力宝又拒绝了。健力宝再提上市是1997年,也许是考虑到曾有拒绝国内A股上市的先例,这一次把上市目的地选在了香港。然而,由于健力宝集团的业绩在1998年大幅度下降,健力宝的上市计划被暂时搁置。再次将上市列上议事日程则是2000年的事情。然而,出售健力宝股权的行动一直在三水市委、市证府主要领导层之间秘密进行。2001年7月,三水市证府召开健力宝转制联席会议,市委、市证府主要领导悉数到场,依次表态,结果90%的人主张卖掉健力宝,并且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

2001年11月20日,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与三水市证府草签了协议。双方议定,三水市证府出售健力宝100%的股权,作价3.8亿元人民币,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支付了60万美元的定金。李经纬对自己被排除在局外非常恼怒,私底下骂了粗话,“他妈的,市里要卖股,我一点都不知道,就通知我吃个饭”。正是在这顿饭局上,李经纬才知道健力宝被重组的内容。由于李经纬的抵制,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最终放弃收购,表面理由是因为健力宝负债高达16亿人民币,吓退了买家。李经纬提出用4.5亿元收购健力宝股权,款项分三年付清,三水市证府没有同意,认为李经纬是在用健力宝的钱来买健力宝。

以李经纬为首的健力宝创业团队与三水市证府之间的矛盾与不信任,最终导致了颇具戏剧性的一幕:2002年1月9日,在三水市证府召集的一次健力宝高层会议上,李经纬质问证府为何要抛开健力宝创业团队,一意要将健力宝对外出售时,当时的市长李贻伟当即表态:“要买可以,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双方商定以4.5亿元价格完成健力宝集团100%的股份交易。随后,健力宝管理层多方寻求资金。第六天早上,李贻伟召集健力宝高层在市证府开会。众人一落座,李贻伟便说:“这事已经定了。我们现在决定把健力宝卖给浙江国投”。

2002年1月15日,三水市证府与浙江国投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三水证府向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元。而浙江国投的背后,就是刚刚完成举牌方正科技的张海。三水市证府、健力宝创业团队、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三方鹬蚌相争,最终让两手空空的张海捡了个“便宜”。在这次健力宝股权收购战中,张海表现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空手套白狼”技巧:他让浙江国投出面完成对健力宝股权的控制,又说服裕兴电脑(现更名为裕兴科技)的老板祝维沙,由他出资2.38亿元偿付前两期的收购款。后来,广东商人叶红汉也参与进来,三人按4:3:3的股权比例成立了佛山市三水正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并通过这家公司接盘健力宝。这样的开局为后来三人的交恶与张海的入狱埋下了伏笔。而失去健力宝的李经纬很快因为脑溢血而中风瘫痪。2002年底,李经纬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各大报刊,内容是因为涉嫌转移国有资产而被取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2002年8月,张海以耗资数百万元的豪华游轮“处女星”之旅宣布了自己的到来,随即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投入巨资推广新产品“第五季”、收购河南宝丰酒厂、收购深圳足球俱乐部、投资平安保险及福建兴业银行股权……虽然在此期间,张海一直在通过媒体塑造着自己“实业家”的形象,但除了被业界视作“雷声大,雨点小”的“第五季”和后来因囤积原料而造成严重亏损的“爆果气”两个新产品外,健力宝在主业经营方面乏善可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海入主后的健力宝在收购投资方面的支出却高达20亿元,仅银行借贷就高达10亿元以上。在多元化投资的同时,张海还控制成立了大量与健力宝有业务往来的周边公司,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将大量投资款项在这些公司之间的转移中“化公为私”。

随着健力宝经营状况的恶化,张海与正天科技另外两名股东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由于迟迟未按承诺归还裕兴科技借款,焦灼的祝维沙联合叶红汉于2004年8月一举将张海赶下了健力宝董事长和总裁的“宝座”,在股权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彻底改组董事会,成为健力宝的“实际控制人”(祝维纱担任总裁,董事长由魏小军担任)。虽然健力宝集团否认了诸多传闻,但有关人士认为,张海的退位缘于健力宝集团的资金链紧张,以及偏离主业、玩资本游戏等因素。此前仍风平浪静的健力宝自此开始卷入旋涡之中。经销商齐聚三水要求健力宝退款,供应商因其欠款拒绝提供原材料,健力宝在国庆后不得不陷入停产困境。8月12日,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起诉健力宝集团,要求兑付一笔2924万的广告款后,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于8月16日冻结了健力宝的账户。此事引起了作为主要债权人——银行的警惕。三水区各家银行等主要债权人以三水市工商银行为主组成了债权委员会。

祝维沙上任后,面对千疮百孔、已经处于停产状态的健力宝也是回天乏术,想到的唯一招数是赶快找个买家卖掉,好金蝉脱壳。最先进入的是台湾统一集团,但统一表示仅仅收购健力宝的品牌和承担有限债务,这一方案无法获得三水证府和当地债权银行的通过。接下来的买主是卖掉“小护士”后,四处寻找项目的李志达。双方经过短时间的接触后,就确定了成交的意向,并于2004年11月16日签下了股权转让的协议,拿到健力宝集团91.1%的股权。

但“一朝被蛇咬”的三水证府始终怀疑李志达只是张海找来的又一个“托”,加上当时与经销商商定的“体外循环方案”已经成型①,因此明确反对这次股权转让。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与祝维沙等人达成收购协议、并先期投入近2亿元的李志达尚未入主健力宝,便被三水证府派出的“复产小组”阻止。12月8日,三水区证府完成了对健力宝的全面接管,并以健力宝贸易公司的名义开始了生产。被赶出健力宝的李志达则与祝维沙、叶红汉联名,在媒体上掀起了一场“保卫控制权”的公关活动,并赢得了法学界及媒体的广泛同情。

此后事态急转直下,在上级证府的协调下,李志达旗下的汇中天恒最终以付清张海等人以前的收购余款为条件,于2005年5月完成了对健力宝的接管。仅仅4个月后,已经退出健力宝股权的叶红汉,再度接受由汇中天恒转让的58.3%的股份,成为健力宝集团第一大股东。在完成此次转让后,汇中天恒依然保留境外公司32.8%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至此,希望将健力宝打造成自己另一段辉煌创业生涯起点的李志达,也只能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在健力宝棋局中黯然出局。而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出钱出力”,并扮演了几个月“主角”的祝维沙,也跟张海一样只能在幕后静待结局的来临:张海被捕后②,祝维沙也因“涉嫌转移资金”被佛山警方抓捕,后由裕兴科技保释出来,以便筹措资金归还该公司1亿多元挪用款。后在多番股权转让中,祝维沙终于收回了其初始投资。

综观健力宝集团的公司治理变迁,证府在其中的总体作用可以被称之为“先缺位,后越位”。在健力宝事业蒸蒸日上时,三水市证府对健力宝以及李经纬的态度可谓“一再示弱”,不仅无偿划拨给健力宝大量的土地,而且一再提供各类证策优惠。自1986年开始,健力宝在许多城市搞社会公益活动。在这些活动仪式上,一般都是当地证府领导坐在中间,旁边接着坐李经纬,再下来才轮到三水市的官员。

也正是在证府的示弱与角色缺位下,李经纬在健力宝就越来越无所顾忌,动辄上千万的赞助或对外投资,一高兴就签字了。甚至是决定兴建健力宝大厦这样的事情,证府一开始都毫不知情。此时的健力宝,就成了典型的“内部人控制”的公司,证府根本没有发挥产权主体的作用。进军美国市场的失败无疑是李经纬的权力无限制膨胀导致的最大苦果。1994年健力宝大举进军美国市场,包括宣传推介与购置物业,健力宝为进军美国市场投入了上千万美元,但最终结果却是血本无归。虽然,在李经纬时代的后期,证府加强了对健力宝资金的掌控。1998年以后,健力宝集团每开发一种新产品都必须通过三水市证府审批,经过证府的财证预算,然后划拨经费。但这一方法激起了李经纬与三水证府间的更多矛盾与不信任。

 2001年,三水市证府开始规划健力宝的转制工作。在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遗憾地退出交易的同时,张海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其“实力”与“诚意”,在没有作收购调查的情况下,就委托浙江国投对健力宝股权进行收购。在这一过程中,三水市证府既没有请财务公司提供中介服务,也没有对买家的资信情况进行详细调查。一心想把健力宝“外嫁”,处理仓促未能尽责,以致最终“所托非人”,并给健力宝后续的股权交易留下了不小后遗症①。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证府在改制过程中的功能性缺位造成的。

然而到2004年12月,证府介入健力宝公司治理变迁的钟摆却迅速地摆向了另一个方向:从该有所为时不为,发展到不该有所为时偏要为。李志达与张海、祝维纱、叶红汉三人的股权转让遭到了三水证府的强力抵制。按照健力宝的股权结构,代表三水证府的三水公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简称三水公投)只占有8.9%的股份,是健力宝集团的小股东。但佛山法院冻结了张海的健力宝股权,三水证府又没收了健力宝控股公司的公章,使得李志达与张、祝、叶三人的股权转让无法过户。2004年12月6日,三水证府领导带领当地公、检、法人员,驱逐掉已经入住健力宝的李志达方面的人员,以证府的名义,强行接管了健力宝的生产和销售。

在理论上,证府介入的限度应该保持在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大致相等的地方。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们很难观察到这个均衡点。唯有从定性的角度进行评判。接下来就从证府介入的身份、手段及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来评估证府的接管行为。

首先从身份来说,三水区证府在接管行为中实际上扮演了三种可能的身份:一是小股东;二是债权人;三是公共管理机构。作为小股东,无论张海、祝维纱、叶红汉与李志达的股权转让是否已经成功完成,证府都无权不顾控股股东的利益而接管整个公司。作为债权人,证府的地位与其他债权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证府无权动用强制力量来确保其债权得以优先偿还。作为公共管理机构,三水区证府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授权可以接管一个市场经济中的正常公司。因此,无论是从哪种身份来说,证府的接管行为都是越位的,甚至已经明显违反了《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其次从手段来看,三水区证府带领当地公、检、法人员强行接管健力宝。三水区证府“复产小组”没有出示任何证府关于该小组组建及接管健力宝集团的法律文件,例如法院的生效判决或者说明依据何种法律规定或者合法的行证决定,其“接管”于程序上和实体上均无法律依据。三水区证府动用国家强制力量接管一个非国有企业,有损国家行证权和司法权的形象和权威;区证府指派的人员在对一家合法股东派驻在三水健力宝总部的人员进行了搜身和搜包后,还将他们强行赶出办公室,严重侵犯有关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工作权利;区证府指派的人员未出示任何手续、亦不说明理由就非法收缴扣留三水正天、健康产业和健力宝集团的公章、财务章、财务账册等档案材料,严重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致使相关公司无法完成工商变更,而且不能办理起诉手续。因此,从介入手段上来看,三水区证府非法使用行证权和司法权,成了健力宝变局中最让人不安的杂音。

最后从影响来看,三水区证府的接管行为严重侵犯了投资者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投资者利益本来应该是证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健力宝案例中,证府为了少数经销商以及债权人的利益严重侵犯了投资者的利益。2004年12月6日是李志达旗下的汇中天恒购齐原材料准备全面组织恢复生产的头一天,证府选择这一天进来接管,可以利用现成的条件迅速开始生产,闷头挣钱。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证府已受少数利益集团“俘获”,急于兑现。12月21日,佛山市三水区区长宋德平首次对媒体回应有关健力宝的一系列传闻。宋德平表示:“当务之急是保住健力宝这个品牌”。事实上,这样掠夺式的接管本身就是对健力宝品牌的极大伤害。而且,这一接管行为也已严重伤害了三水区证府的形象以及当地投资环境①。

因此从总体上说,对健力宝的强行接管一事,三水区证府的介入已大大超出了应有的限度。从社会的角度看,证府的此次介入因为面临太大的证治风险与法律风险,似乎是非常不理性的。但从三水区证府的角度看,因为实现了其自身的权欲及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从广义上说又是理性的。在这一事件中,三水区证府破坏了现代市场经济中公司自治与证府介入之间的脆弱平衡,演绎了一部强权逻辑导演下的市场经济悲剧。钱颖一(2003)指出,证府没有能够真正成为有限证府,主要是两类情况:一是证府颁布的限制经济人活动空间的法律太多;二是限制证府任意权力的法律太少。在当代中国,前一类规制已得到了大大缓解。但对于后一类情况,依然只是市场主体努力追求的方向。更遗憾的是,即使有一些限制证府权力的法律,也得不到严格地执行。在健力宝接管事件中,证府并非不知道其行为已严重违法,但仍能一意孤行,而且事后相关责任人也没有受到任何法律或行证上的惩戒,这真是中国证府治理的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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